“不要眼泪，不要人们的慰藉，记着啊——中国人还活着！
这册血写的账簿，将是一块历史的丰碑！死，是永生，死，并不是战斗之火的熄灭！让他永不泯灭的忠魂，在青翠的歌乐山巅，仰望黎明！
——艾文宣
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10位复旦青年倒在了嘉陵江畔，歌乐山下， 共同书写了复旦人的血色青春。
当然，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复旦红岩英烈。
表面上，他们的职业和身份各不相同，有将西服抛入大海的“马夹教授”，有变卖田产的“叛逆少年”，有被周恩来赏识的文艺女青年，有川东地下党的“师爷”，有隐蔽战线的会计，有双面记者，有共产党的“神行太保”，有铁窗里的诗人，有唤醒黎明的“救亡专家”，有彷徨过的战士……
春和景明，相辉堂前各色花朵开得耀眼，飘飘洒洒的落英似纷纷倾诉的历历往事，而那些主人公恰伴着这春日花开，缓缓归矣。
清明前夕，“革命烈士精神进校园”活动在复旦大学举行。
费巩：将西服抛入大海的“马夹教授”
1928年，香榭大道落叶满地，这是23岁的费巩独在异乡巴黎度过的第一个秋天。然而，塞纳河畔“流动的盛宴”对这位出身江苏吴江名门之后的绅士来说，总显浅薄无用。
祖父是“吴中高士”，父亲曾入幕府，费巩的学霸基因与生俱来，仅仅经过两个月的学习，他便拿到了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offer。挥手巴黎香气四溢的咖啡馆，伏案在大英博物馆昏黄的灯影下，费巩坚定亦无悔。
因总穿长衫套马甲，复旦校友称其为“马夹教授”。
三年之后，26岁的他学成归国，正遇“九一八”事变，决心献身教育的费巩经陈望道介绍先后到中国公学和复旦大学任教员，
抗战爆发，各大高校西迁。治学严谨，知识渊博的费巩被任命为浙江大学的训导长，对于学生事务，他事必躬亲，说是学生的“保姆”也不夸张。他却因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而成为特务切齿痛恨的眼中钉，他们以纵容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为由，胁迫费巩辞去了训导长一职。
遭特务绑架遇害，英年40岁
1945年3月，寒冷的江水环绕着千厮门码头，诀别悄无声息，前往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讲学途中的费巩。
王朴：变卖田产的“叛逆少年”
1921年冬天，王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父亲逝世后，母亲和三个孩子靠着家中田产过活，生活倒也宽裕。尽管成绩优异，中学时期的他却是个因反对学校倒行逆施而罢学数次的“叛逆少年”。
1944年，王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创办《中国学生导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1945年1月，他响应南方局的号召，回到家乡创办学校，将讲台变成革命活动宣传的据点。
随着地下工作的开展，党的资金捉襟见肘，王朴主动承担起筹措资金的任务。他劝说母亲：“国民党大势已去……重庆眼看也要解放了，就要进行土地改革。您不如把田卖了，换成金条，借给他们先用，解放后，共产党、人民政府会如数还给您的。”家里田产一直是应急的“不动产”，母亲经过反复考虑后答应了王朴，除给家里留下必要口粮田外，其余田产全部卖掉，折合2000两黄金，全部借给党作经费。这笔资金，为川东地下党购买枪支、药品及建设联络站点，提供了巨大帮助。
1948年4月25日，王朴被捕。在狱中，他给妻子捎口信：“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给咱们的小狗狗(儿子的小名)起个名字叫‘继志’，让他长大了，真正能够懂得继无产阶级之志，继共产主义之志，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
1949年10月28日，曾经的“叛逆少年”面对敌人的机枪扫射，他高声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
胡其芬：深受周恩来赏识的文学女青年
衣食无忧的生活没有使她成为一个骄纵任性的大小姐，反而令她成为了一个爱好文学，能歌善舞的文艺女青年
胡其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北洋政府做会计。作为家中的独生女，。
自中学起，她就和同学一起投身学生运动，阅读革命文艺作品成为她排解心中苦闷的方法。1938年9月，19岁的她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转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1940年被党组织派至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她的才华深得赏识。1948年，重庆地下市委遭到破坏，得知消息，胡其芬想到的不是个人转移，而是销毁党的机密文件。
“10月20日歌乐山难友公开被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江姐亦在其中......
被捕后，在监狱里，胡其芬与反动派斗智斗勇，为难友揭露诱降的骗局;她争取狱医和看守的帮助，为重庆地下党传递情报;她与监狱内骨干共同商议营救意见，写成《最后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也成了记录国民党罪行的铁证，更向世人展现了深陷牢狱的革命者们的顽强与不屈。
年仅30岁的胡其芬以战斗的姿态面对枪火，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文艺女青年”的独特剪影。
1949年11月27日，眼看斗争即将胜利，反动派却在撤退台湾之前进行大屠杀。
何柏梁：川东地下党的“师爷”
1917年，上海富甲一方的何家诞生了大少爷——何柏梁。
1937年抗战爆发，何家举家返回家乡四川，21岁的何柏梁转入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经济系读书，受当时校园里强烈的爱国热情的感染，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他五年的经营与坚守，由于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卓著，何柏梁被誉为“川东地下党的师爷”（财务主管）
24岁，何柏梁大学毕业之后投身商界，按正常的人生轨迹，这是子承父业，但他真正的目的是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为地下党工作提供经济支持。。
在狱中，他坚持学习俄文、英文，写下了很多学习笔记
1949年1月，由于被叛徒出卖，何柏梁被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在狱中，他没有“富二代”的架子，每逢洗厕所、通阴沟这样的脏活累活都光着脚抢在前头，对那些患病的、营养不良的战友更是无微不至，甚至帮助难友在外的家人安排工作。不仅如此，为了出狱后能更好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是的，我是个经理，我比你们财产多，我比你们享受好。但我觉得一个人有钱，一个人享受是可耻的！我不愿一个人享受，我要让成千上万的人都有好日子过，我要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同样享福，同样平等。共产党是为全人类谋幸福，使每个人都享福，所以我彻底向无产阶级投降了，我志愿参加共产党！”
受审时问他，为什么放着家财万贯不去享受，却要参加共产党。他的回答是：
1949年，在惨绝人寰的“一一·二七”大屠杀中，何柏梁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唐慕陶：隐蔽战线的会计
1937年，出生于重庆的唐慕陶考入南开中学，年仅17岁的他便常常与挚友刘渝明谈论时事和理想抱负;在刘渝明的影响下，他把阅读《新华日报》当成每天的必修课;也正是在刘渝明的介绍下，唐慕陶19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后，唐慕陶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络，他便把报国之志化作学习的动力，考上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然而，，并在毕业后到一家煤矿公司做了一名会计。进入职场的唐慕陶勤奋热情，能力出众，深得上司的信任与同事的欢迎。1946年，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的他，被安排到万县分行当会计，并为当地农村武装斗争提供必要支持。唐慕陶多次把家里的积蓄毫无保留地拿出来，解决党组织的燃眉之急。
即使身处困境，他也积极帮助难友，偷偷买药、还组建“马戏团”、篮球队、带领狱友学理论、学文化，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
1948年，唐慕陶被叛徒出卖，遭重庆敌特机关逮捕入狱。
渣滓洞里29岁的唐慕陶穿上了那套一直小心保存的米黄色中山装，昂首走出牢门
1949年11月27日，，即使面对敌特机枪的扫射也毫不畏惧，从容赴死。
张永昌：双面记者
面对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他愤然提笔，画了一幅中国地图，上面插着一把日本指挥刀，版图破裂，鲜血四溅，并写下“山河破碎，匹夫有责”的大字。
1921年，张永昌出生于一个拥有良田数百万的地主家庭，聪慧过人的他本可以在族人的宠爱中享受优渥的生活。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张永昌的命运轨迹，
父亲听闻他的“越轨”行为后强迫他从复旦退学，进入求精商学院银行系读书，但是暗中却参加了《中国学生导报》社，担任发行工作。
到了大学时期，张永昌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同学，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
毕业之后，张永昌又被安排进入《国民公报》社工作，实际上是为共产党《挺进报》提供稿源。在特务监视下采访学运新闻，就像刀刃上的舞蹈，但张永昌却乐此不疲。新闻工作之外，张永昌还为党收集经济、军政情报，配合同志秘密购买武器药品。尽管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身为记者的他却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狱中，张永昌与狱友一同拟就了一副春联，联曰：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横额：乐在其中。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后叛变，由他单线领导的张永昌随即被捕。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的疯狂扫射中，29岁的张永昌告别了曾战斗过的世界。
陈以文：共产党的“神行太保”
年仅13岁的陈以文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各高校的学生便自发组织起了爱国游行，并在省政府门前静坐请愿，这其中就有，自此他便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陈以文打听到曾经并肩战斗的杜子才和魏世桢都已进入复旦大学读书，他便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随后考入复旦理学院化学系专业。读书期间，他和新闻系的学生合办《科学与哲学》壁报、筹办《中国学生导报》社，组织募捐活动等等，他还把自己在其他学院兼课所得的大部分报酬都给了报社，自己却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平。
在长期的工作中，他常常足蹬草鞋，头戴斗笠，穿着当地农民的服装，翻山越岭，练就了一双“铁脚板”。
1947年，陈以文接受组织派遣到上川东农村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在一次护送秘密宣传品的任务中，陈以文6个钟头跑完了90里山路，把准备在中途拦截他的特务远远甩在了后面。
1948年12月，陈以文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囚于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傍晚，年仅27岁的陈以文被敌人杀害于电台岚垭。
艾文宣：铁窗里的诗人
高中时代正值“九一八”事件爆发，悲痛又愤慨的他在老师梦霞的启发下开始了解共产主义，并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3年出生的艾文宣幼时便熟读四书五经，中学时开始接触新思想，阅读《新青年》等先进刊物。
解放战争时期，艾文宣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在校期间他与校内党员秘密联系，按照党组织安排进行青年运动。重庆“特园”剧场公演新编讽刺剧《茶馆曲》后，复旦大学的壁报上贴出剧评文章《人民的痛苦和磨难》，使得校内反动头目大为恼火，教唆一群三青团分子谩骂、围攻进步学生。艾文宣不顾个人安危与暴徒抗争，并将真相写成报道刊登在《新华日报》上。
1948年8月5日，艾文宣被特务跟踪而被捕。
难友30岁生日时，他为难友写下对联：“为民主坐牢，九个月中从无怨言；跟独裁斗争，三十年来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
渣滓洞中，他召集了20多名热爱诗歌的狱友，秘密组织了“铁窗诗社”。听闻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他写下“深知牢底坐穿日，全国开遍胜利花”的诗句，鼓励自己和狱友坚持斗争。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在狱中被折磨而死，狱友的抗议迫使敌人同意公开举行追悼会，他提笔写下“”
1949年11月27日，艾文宣与“铁窗诗社”的难友们被枪杀，但是鲜血谱写的诗句却永远流传。
胡作霖：唤醒黎明的“救亡专家”
在重庆联中“怒潮歌咏队”中他担任歌手兼指挥，用歌声做武器，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救亡专家”。
1938年冬天，从初中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阅读革命英雄事迹的胡作霖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自己的音乐专长与革命事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1941年，胡作霖考入复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新民报》担任外勤记者。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全国性的“六一”大逮捕，胡作霖被以“煽动学生闹事”之罪名逮捕入狱，经报社保释后，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仅仅一年后，重庆反动当局再次借口他报道社会新闻有出入，故技重施，将他关押在歌乐山渣滓洞看守所。
这位无产阶级革命者从未放弃音乐，在狱中，胡作霖为叶挺的《囚歌》谱曲，歌声很快传遍了渣滓洞的每一间牢房。
1949年11月27日凌晨两点，国民党当局下令杀害渣滓洞看守所里的全部革命志士，机枪对着牢房疯狂扫射，就在这时，胡作霖却带头唱起了《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更多的难友加入了合唱，歌声响彻黑夜，就像光明的闪电，划破山城的黎明......
石文钧：也曾彷徨过的战士
石文钧是四川云阳人，1916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天资聪颖，学习努力，高中时考上了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后来又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受老师何其芳的影响，高中时的石文钧就已经胸怀报国之志，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离开学校后，他尝试过在国家机关中为国效力，也想如同自己的老师一样，为革命培养下一代的力量。但是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一次次浇灭他心中的热血。无奈、彷徨，心灰意冷的他最终选择回到家乡。
解放战争爆发后，地下党人刘孟伉的到来，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在刘孟伉的领导下，他开始在七曜山区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油灯下，他为山区青年讲史解惑，鼓励大家团结一致，为破除地主压迫而斗争。他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一只20多人的游击队伍，从当地地主恶霸黄佐中手中缴获了大量枪弹和资金。
这支精干队伍的快速发展惊动了国民党的七曜山防务，石文钧最终被捕。
在渣滓洞的最后一夜，难友们为他唱起“天快亮了”——
“远处有鸡鸣报晓，太阳随黎明来到;黑暗已经过去，这世界再也没有强盗……”
枪林弹雨中，石文钧迎着新世界的第一缕曙光，英勇就义……
电台岚垭枪声四起。
责任编辑：罗婷
标签：
